20/06/2006
从外表上看，这些在临时充作篮球场的略显光秃的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和同龄的孩子没什么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同寻常的经历就开始显现。玩耍的高涨热情一点点褪去，他们变得无精打采。“老烟枪”开始手痒，四处寻找香烟；还有的孩子无端端地打斗起来，结果只是在他们早已疤痕累累的身上平添新的伤痕；在“混战”之中，周围的人不时需要躲避扔来的空瓶空罐。
这些年龄在10至16岁之间的孩子是合肥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临时住客。合肥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是中国民政部在全国设立的一百来所以帮助流浪儿童为宗旨的机构之一。
在中国，流浪儿童是指18岁以下离开家庭或监护，过流浪生活24小时以上，没有基本生存保障，落入悲惨境地者。
流浪儿童的身影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可见到。大多数在北京的流浪儿童都来自河南，他们跟随饱经风霜的成人乞丐沿街乞讨；在上海街头流浪的儿童多来自临近的安徽省；而在广州街头卖花的小女孩都来自湖南省。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1994年，中国有大约10万流浪儿童。而今，这个数字每年保持在15万左右。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处长张世峰认为，“贫困是造成流浪儿童现象的首要因素。随着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加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流浪儿童也相伴而生。”
今年五月民政部对四川和湖南两省的流浪儿童及其救助保护现状进行的调查表明：多数流浪儿童来自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四川省1999年救助的流浪儿童中农村的占82.8％，湖南省长沙市救助的流浪儿童99.9％来自农村。
“当家长为寻求富裕生活去大城市谋生时，他们一般都带着孩子，但由于生活的艰辛，这些孩子的需求常常受到忽视，最终沦落街头，”张世峰说。
还有一些儿童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于是他们主动要求分担家庭的负担去城市打工。但结果很难如愿。今年13岁的薛莲和11岁的妹妹薛园是安徽肥东县人，她们家所在的张集乡距离省会合肥市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六年前，她们的父亲染上肺结核；她们的母亲也有多年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史。每年500元（合60美元）的家庭收入迫使姐妹两人1998年辍学并离家乞讨。
“妈妈不让我们去，说我们太小，外面太危险，”薛莲低语道，她的胆小、羞怯使人难以想象她如何能在街头生存。
但家里没有吃的，她们还是走了，沿街乞讨一路到合肥。在半年时间里，姐妹俩在街上讨饭、卖花、在垃圾堆里拣空瓶子和破烂换钱。
“我们在外面很害怕，害怕认不得回家的路，”薛莲说。
“（合肥）市里的孩子经常骂我们，说我们‘捡破烂，不要脸’，”薛莲回忆说。这段记忆让她痛苦万分。站在她身边的妹妹也无言地泪流满面。
姐妹俩勉强攒下了200多元钱（约24美元）给父亲付医药费，虽然对于负债上万元的父亲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
最终，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薛莲姐妹送到合肥流浪儿童救助中心，随后中心将她俩送回家。不久，姐妹俩又写信给中心希望能上学读书，中心的官员又和张集乡政府及乡民兵小学达成协议，共同资助她俩返回课堂。
尽管有些孩子由于贫困被逼上街头，还有许多儿童是为逃避家庭问题而走上街头。
今年14岁的张赛娅曾是个快乐的孩子，但当母亲在她三岁时去世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爸爸把妈妈当赌注赌输了，妈妈就喝毒药死了，当时她肚子里还有个小弟弟，”她说，面无表情。母亲自杀后不久，张赛娅的父亲就娶了一个“很丑”的女人。后妈和爸爸都虐待她。
她唯一的知己是奶奶，可她一年前也去世了。最终，由于无法忍受后妈的责骂，张赛娅和姐姐从位于合肥西部的肥西县的家逃走。她们来到合肥，但不久两人就走散了。张赛娅在合肥街头流浪了约一年，晚上露宿桥下，后来和其他四个女孩及一个成年男子合租了一间房子。
能被送到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张赛娅非常高兴。“在这里我不用再乞讨，还可以读书，”她兴奋地说。
来自广东茂名的14岁的陈伟杰左臂无法伸直，在身侧凸出呈难堪的Ｌ型。他解释说，在他六岁时，他吸毒成性的父亲逼他去偷钱付他的毒资，伟杰不从，结果胳膊被父亲拧成现在的样子。
小伟杰因不能忍受父亲的暴力，登上了火车去寻找早已离开父亲的妈妈。辗转南北之后，他最终流落到合肥和安徽其他城市街头，靠拣空瓶子维持生计。
“如果我能攒下200元钱，我就买一辆自行车，用它运更多的瓶子去卖，”他说，两眼兴奋地放光。
陈伟杰在合肥救助中心时断时续地呆了近一年。他发誓说：“我死也不回去见我爸爸。”
“家长的不正当行为，如赌博、吸毒、打骂孩子及离婚等，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特别是对那些性格内向而又缺乏与其年龄相关的社交能力的孩子，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安徽医科大学教授吴仁秀说。
不仅如此，对心理康复有特殊研究的吴教授认为，孩子在街头流浪的时间越长，受到的不良影响就越多，因而正常心理的恢复也越难。
来自中国西南贵州的杜忠洋今年13岁，本应该上五年级。一年前，他母亲因病去世。一天，小忠洋不小心把饭烧糊了，他爸爸拿着棍子追着打他。忠洋被逼无奈，从家里逃了出来。聪明的他从一个姨妈那里借了50元钱，买了张地图就登上了东行的火车。火车经过湖南、湖北，一路颠簸，最后到了安徽。
忠洋说，在他离家流浪的日子里，曾经不止一次遇到17、18岁的大孩子想从货车上偷彩电、铜、铝合金，甚至炸药，让他放哨，但他都拒绝了。
民政部官员张世峰指出：“流浪儿童是弱势群体，不仅因为他们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甚至生命易受到不法伤害，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容易被成人犯罪团伙操纵，走上犯罪道路。”
流浪儿童的增加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视。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从福利彩票募集的社会福利基金中拨出1000万元（合120万美元）配合地方政府调动的近1亿元（1200万美元）资金用于建设流浪儿童保护中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通过提供资金或电视机、交通工具及其他教学设施、设备等实物对位于哈尔滨、长沙、合肥、上海、海口和昆明等地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进行资助。
到目前为止，除了地方政府为救助流浪儿童设立的100多个机构以外，中央政府投资建设的流浪儿童中心已有70多个，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100个。
张世峰指出，这些中心纯粹是以救助保护儿童为宗旨的社会福利机构。这里为流浪儿童免费提供食宿、卫生防疫、疾病检查和临时教育。不仅如此，中心还有义务帮助儿童寻找其家庭，并负责送他们回家。中心还定期跟踪、回访流浪儿童家庭，以确保孩子们不再重返街头。
“孩子们一到中心，我们就给他们换衣服、洗澡、剪指甲。有病的孩子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医务室做检查和简单的治疗，”合肥救助保护中心主任陶仁清介绍说。
在过去五年中，这个中心先后为506个流浪儿童举办了10期培训班，培训时间为30天到45天不等。期间，为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包括文化课、法律法规常识、自我保护知识、道德教育、生存技能以及小组讨论，让孩子们讲述各自的家庭。
“我们针对流浪儿童问题的特点制定了特殊的教育计划，”陶主任说。中心还举办过一期由18名流浪儿童的家长参加的学习班，对家长进行法律、义务、责任、亲情等方面的教育，建议家长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改变以往的管教方法。
中心的工作人员陈弓毕业于中国民政学院。据他透露，“流浪儿童初来乍到时，一般不对外人讲实话；三、四天之后，当他们意识到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真的在关心他们时，他们才会说心里话。”
这位25岁的年轻人说：“只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不加任何歧视，才能打开他们的心扉。”
流浪儿童对中心的感受也因人而异。胆小、害羞的对这种饭来伸手的自在生活十分满意，一般不愿离开中心；而那些已经习惯了街头的独立、“自由”生活的孩子则深感大墙之内的约束。
“这里太闷了，他们（工作人员）不让我们抽烟，”一个刚刚进来的小家伙嘟囔道。他骄傲地声称曾经在一天之内抽了三包香烟。
中心主任陶仁清认为，“最困难的工作是送流浪儿童回家，并让他们融入社区或正常的生活。”
很多孩子因一时赌气离家出走，在街头流浪，而后被中心送回家，一切安好，象这样的例子陶主任能举出不少。但对那些由于家庭问题而走上街头的孩子的最终结局，他却不得而知。虽然这些孩子没有在合肥中心再次出现，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流到别的中心呢？
“我们希望，通过和流浪儿童的家长及当地政府的协商和共同努力，离异父母或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家长能改变他们对孩子的不当行为和态度，”陶仁清说。
目前，合肥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正在组建一个社区行动网络以确保流浪儿童融入社会，同时也防止其他孩子走上街头。
民政部也在计划建立区域性甚至全国性救助中心工作网络以加快有关流浪儿童信息交流，使得救助保护工作更加及时、顺畅、有序，最终保证孩子回归家庭。
“毕竟，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张世峰强调说。
但这位民政部官员仍对那些回归家有酗酒、吸毒父母的问题家庭的孩子的未来深表忧虑。他提议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取消家长对孩子的监护权。”但他又补充道，中国目前还没有类似转移监护权的法律条文。
“我们正在做的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资金，”他感叹说。
[中国特稿社]马桂花
